發布時間：2019-07-03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中國政治話語翻譯是以外國讀者、受眾為目標，將源信息由漢語轉換成目的語并對外發表、傳播的過程。中國政治話語的規范翻譯是向國際社會準確闡釋中國政治主張、治國理念的重要基礎，它不僅具有傳播意義，而且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本文以生態適應論為指導
摘要:中國政治話語翻譯是以外國讀者、受眾為目標，將源信息由漢語轉換成目的語并對外發表、傳播的過程。中國政治話語的規范翻譯是向國際社會準確闡釋中國政治主張、治國理念的重要基礎，它不僅具有傳播意義，而且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本文以生態適應論為指導，從生態翻譯學的角度，就我國政治話語翻譯過程中譯者對翻譯生態的能動選擇與適應策略進行了論述。本文指出:政治話語的翻譯過程就是譯者能動地就政治話語的宏觀生態環境，即源語目的、源語語義、源語特征及目標語言、文化等進行適應、選擇的過程。
關鍵詞:中國政治話語;生態翻譯學;適應與選擇翻譯
一、引言
中國政治話語翻譯是中國外宣報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把中國重大會議決議、決定、文件、中國領導人的對內和對外講話等信息從漢語轉換成外文，通過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介及各種國際會議，對外宣傳發表的過程，是國際社會、海外讀者受眾了解中國政治形勢的重要渠道，也是國外政要、智庫等研究、解讀中國黨政理念的第一手資料。中國政治話語的規范翻譯是向國際社會準確闡釋中國政治主張、治黨治國理念的前端窗口[1]，它不僅具有傳播意義，而且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在中國不斷融入世界并影響世界、形成自己話語權的過程中，我國外宣翻譯整體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在某些方面滯后于國內外形勢需要[2]。
中國政治話語翻譯，尤其是某些政治核心詞匯的翻譯五花八門，嚴重影響了國外受眾的準確理解，造成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理念、模式、成就等的誤讀和誤解。段連城曾一語道破我國目前外宣翻譯中主要存在的兩種錯誤，第一種稱之為“甲狀病毒”，即翻譯時出現的詞句、語法錯誤及用詞不當的情況;第二種為“乙狀病毒”，翻譯時雖無明顯的詞句、語法等錯誤，但譯文生硬，使國外讀者受眾感到晦澀難懂。[3]與“甲狀病狀”相比，“乙狀病狀”在數量上雖不多，但影響則往往更壞[4]，這嚴重地制約了中國政治話語走向世界。
在風云變幻的國際政治大環境中，目前國際輿論的態勢仍是“西強我弱”[5]，西方媒體控制著國際輿論話語權，中國的國際政治聲音往往處于微弱狀態，而國外受眾，尤其是普通民眾，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通過本國的媒體來實現的。由于東西文化、意識形態、政治見解等差異，常常導致國外媒體在有關中國政治話語的報道、宣傳方面帶有“明顯定式”[6]，即夸大我國改革、發展的負面影響、貶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等，失去了新聞報道的客觀、公正性。在此情況下開展中國政治話語的翻譯研究，對于提升我國外宣翻譯質量，提升我國國際形象，掌握我國政治話語權，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有著重大戰略意義。
二、生態適應翻譯論
生態適應翻譯論，亦為生態翻譯論(eco-tranaslatology)，最早由胡庚申教授于2004年提出，旨在關注全球語言生態危機、保護全球語言生態多樣性。[7]該理論是從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evolutionism)中的“留強汰弱”法則(thesurvivorleft)，或“適者生存”法則出發，研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自然適應與選擇”(adaptation/selection)過程。
其中，“自然”是指的“翻譯生態的宏觀環境”，也即生態翻譯論就是研究譯者在特定翻譯的生態環境中，如何進行能動的“適應性選擇”的過程[8]。該理論核心是翻譯的過程就是譯者能動“適應”翻譯生態，并作出優化“選擇”的過程[7]。所謂“選擇”是指譯者在具體的翻譯生態中，對源文本的語言域、文化域與交際域等進行的多維優化抉擇，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9];“適應”即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中的各種因子，如語言、文化、社會、交際及作者、讀者等的綜合構建與順應。生態適應翻譯論強調譯者在翻譯中處于中心主導地位，即“譯有所為”[9]。
所謂的“為”，用胡庚申[9]的話來說，就是譯者在翻譯時體現出的語言的創新、交際溝通的技巧及文化底蘊的沉淀。在生態視角觀照下，政治話語的翻譯實質上就是譯者能動地適應、整合翻譯宏觀生態環境，在諸多生態因子網絡中做出的最優化選擇翻譯的過程[10]。中國政治話語的翻譯生態環境是一個由諸多因子交織而成的“互動整體”，它不僅包括源文、源語及譯文、譯語，還包括原文作者、譯文讀者及翻譯委托者等因子，同時翻譯時譯者所處的國內外政治、交際、文化、社會等環境也囊括其中[7]。
生態適應翻譯理論將翻譯生態與傳統的文化語境(context)統一起來[8]，將源語及譯入語的文化、社會、原作、譯者、讀者等翻譯時的諸多因素囊括于翻譯生態中，既關注譯者的翻譯過程，又對譯者的主體地位進行了新的審視(ibid)，減少了翻譯實踐中的盲目性，有利于提高譯文對譯入語環境的接受性。中國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話語不斷出現，如反腐高壓態勢(toughstanceoncorruption)、政府權力清單(listofgovernmentpowers)、幸福是奮斗出來的(happinessisastruggle)等，在向國外讀者、受眾展示中國時事政治現狀時，譯者需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順應國內外翻譯生態環境，把真實的中國政治展現給世界，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準確地傳遞給海外讀者受眾。
三、中國政治話語翻譯的生態適應
中國政治話語的外宣屬性決定了政治話語的翻譯必須考慮信息傳播中信息發布者、譯者及傳播受眾之間的認知結構。由于三者所處的語言、文化、政治等生態的差異，加之信息傳播與還原過程中各種“噪音”，如意識形態、政治意圖等的干擾，譯文信息的“符號還原”必然受到一定的阻礙，只有三者建立起近乎相同的“認同感”，即能動適應翻譯宏觀生態，才能取得良好的外宣效果[11]。
政治話語的翻譯策略的選擇往往取決于兩大因素:一是譯者對源文本生態的認知，如傳播意圖，源語特征等的把握;二是譯者對譯文讀者、受眾的接受生態環境的認知，如目標語言，文化等的理解。要實現政治話語翻譯及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外宣文本譯者需發揮主觀能動性，生態地適應政治話語傳播目的、源語語義、源語特征及目標語受眾文化習慣等。
(一)生態適應源語傳播目的———政治優先
德國功能派學者費米爾[12]認為翻譯目的決定翻譯過程，即“目的決定手段”[13]。政治是一個國家權威的體現，中國政治話語，作為我國政治活動的載體，是我國文化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內傳播我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反映我國的政治文化生態狀況，對外宣示中國的政治立場及國際形象。
這就決定了我國政治話語的翻譯首先是為實現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政治傳播，是針對一定的預設受眾、讀者而開展的政治訊息的交流。英國翻譯學家Newmark將政治文本歸屬于“表達型文體”(expressivediscourse)中，認為政治文本原作者的思想內容是文本“靈魂”，其思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是神圣不可動搖的。他認為在翻譯此類文本時，譯者須忠實原文的思想內容，實施“政治優先”[14]。正如王友貴所言，政治類文獻對外譯介的實質就是開展“翻譯外交”，承擔著向世界說明中國、展示中國的任務。[15]
因此，政治話語翻譯必須首先遵循“政治等效”原則[16]，也即翻譯中要適應原文的政治生態，忠實地傳播原文政治意圖及思想覺悟，達到政治含義信息的對等。政治話語具有很強的政治嚴肅性、思想導向性、行政權威性和輿論工具性，昭示權威是政治話語的最大特點[1]。在政論譯介過程中，政論詞匯的交鋒往往涉及一個國家的主權意識的博弈(ibid)，意識形態影響文本的翻譯及翻譯策略的選擇。
如“臺獨”這一敏感性的政治詞匯，國外媒體曾別有用心地將其翻譯為“TaiwanIndependenceMovement”，意為“獨立運動”，而我國統一使用的翻譯是“TaiwanSecessionAttempt”，道破“臺灣企圖脫離”的行徑，并嚴正表明“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治立場。又如，在1997年香港即將回歸祖國前夕，西方媒體對“回歸”報道時普遍使用的詞匯是“revert”，而我國政界、媒體及學界等堅持使用“return”一詞。
從字面上來看，兩詞差別并不大，均含有“歸還、返還”之意;但當用在法律方面，則意指不同。前者指“受捐贈者在雙方商定期限內將捐贈財產歸還原捐贈人”的行為(thereturnofanestatetothedonororgrantor，totheheir，aftertheexpiryofgrant);而后者則是“物歸原主”，尤指歸還被他人非法掠奪的財物。西方媒體，尤其是英國媒體使用“revert”，其心昭然可見，意指英國對香港近百年的占有基于當年與清政府簽訂的“拜托贈予”，是遵紀守法值得稱道的行為，這顯然與歷史是不相符的[17]。
由此可見，政治話語的翻譯實際上是不同的意識形態的較量[17]，它傳播的是國家的主權意識，反映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態文化。正如黃薔強調的那樣，在翻譯中國特色的政治話語時，首先要“講政治”，翻譯時要體現“以我為主”的“中國氣派、中國立場、中國道路和中國精神”[1]120。
(二)生態適應政治話語源語語義———直譯為主
在宏觀生態翻譯環境中，政治文本原作者或發布者，由于社會地位崇高、政治可靠而享有絕對權威地位。Newmark認為此類翻譯多以語義翻譯法(semantictranslation)為主，即緊扣原作思想語義進行直譯。[14]比如“體制矛盾和結構性矛盾是改革途中的‘攔路虎’”中“攔路虎”一詞的翻譯，西方慣常表達是“alionintheway”，而我國官方發布的標準譯文是“atigerintheroad”，有意將西方文化中的“獅子”與漢民族文化中的“老虎”的概念對立起來，以順應中國傳統文化含義，在外宣文化傳播中有意植入“我民族文化特征”，不失為一種外宣良策。
所以當十八大黨中央提出的“反腐倡廉”，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中央編譯局將其直譯為“crackingdownonbothtigersandflies”;而十九大繼續提出堅定不移地“打虎”“拍蠅”“獵狐”也譯為“totakeouttigers”“swatflies”及“huntdownfoxes”，很快就為國內外讀者認可和接受。Venuti認為政治話語翻譯傳播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在多元政治文化中植入自己的民族政治符號，“對當今國際事務進行策略性的文化干預……對目標語文化價值觀施加‘反我族主義的壓力(ethnodeviantpressure)’”[18]。
在進行中國特色政治話語的翻譯時，若政治話語沒有復雜的內涵，則可以采用忠實原文進行直譯，例如，稅收法定原則(principleoflaw-basedtaxation)、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nce)、眾創空間(makerspace)、為公平競爭搭好舞臺(leveltheplayingfieldforfaircompetition)等的翻譯;再如十九大主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remaintruetoouroriginalaspirationandkeepourmissionfirmlyinmind)等，這樣的翻譯既忠實于原作者的思想意圖，又保留了原文的風格。正如賈文波指出的那樣，政治話語的翻譯，“既要緊扣原文用詞謹慎、中規中矩，又要吃透原文精神適時變通”[19]。也就是說，譯者要適應源語語義，使譯文精準達意、通順易懂。
四、結語
政治話語的翻譯本質就是“用外語”進行再創造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政治信息共享與思想交流活動，是一個國家形象在國際生態環境中的建構方式[11]。簡單來說，中國政治話語的翻譯過程就是“中國政治、外語表達”;“中國政治、國際傳播”;“中國形象、國際建構”[11]。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政治聲音，使國際社會準確了解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治國理念，翻譯是最前端、最基礎性的工作[23]31。
中國政治話語翻譯的傳播特征決定了其翻譯過程必須首先立足于我國國情生態及發展變化的國內外形勢環境，堅持政治優先，牢牢把握話語權;在全面、正確理解政治文本語義基礎上，首先采用直譯法;同時，根據本族語(漢語)語言結構特征，恰當運用意譯等策略;此外，政治話語的翻譯還需充分尊重目的語國家人民的語言、思維、文化習慣，以國外習慣的話語體系和表達方式，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走近中國。
[參考文獻]
[1]黃薔.中國政治術語的語言特征及英譯策略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3):119-124.
相關刊物推薦：《語言與翻譯(漢文版)》創刊于1985年1月，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語言文字政策，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辦刊方針。它主要刊登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黨的語言文字方針、政策以及實施情況;以不同學術觀點撰寫的有關突厥語族諸語言的古代和現代語言文字研究、名詞術語規范、正字法研究、方言調查;翻譯理論與實踐;漢語與雙語教學研究;語言與民俗研究;書評等內容的文章。
SCISSCIAHCI
